2018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就许某某诉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强拆违法、行政赔偿一案在江苏省南京市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判决，确认区政府将合法房屋作为违建直接强拆的行为违法，并责令其依据实际赔偿时的周边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严格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所规定的补偿标准、方式等内容对许某某给予行政赔偿。

此案具有重大的判例价值，其核心意义在于两点：其一，政府违法强拆，必须承担行政赔偿的法律责任，而不得以补偿程序规避赔偿责任；其二，赔偿必须能够充分保障被征收人本应依《条例》享有的补偿权益，要确保被征收人的补偿权益以赔偿形式得以落实。 

央视网消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问题备受社会关注，行政强拆也颇受诟病。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第27条明确，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但随着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拆迁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

日前刚刚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开庭审理了一起政府强制拆迁引发的行政申诉案件，这起案件当庭宣判，判决政府行政强拆违法，赔偿申请人合理损失。

 申请人许水云是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的居民，2014年8月31日,婺城区政府发布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公告，许水云家的两个门面房被纳入征收范围。2014年10月26日,婺城区政府发布了房屋征收决定。但该房屋于婺城区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前的2014年9月26日即被拆除。

申请人许水云：“他说先拆掉，再补偿，我就是不同意，我说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不同意就来强拆了。”补偿未谈妥即被强拆向法院申请赔偿。

    许水云的两套房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办理房产证，而且由住宅改为门面房进行了出租，在拆迁补偿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婺城区政府认为应该按照住宅进行补偿，而许水云一方认为应该按照经营性用房进行补偿。

    被申请人的代理人：“虽经答辩人多次上门工作，但申请人一直坚持按营业房来补偿，营业房要有非常严格的认定标准，正如答辩人前面所言，对于无证房，在历史上是不给补偿的，我们现在也是结合实际情况，无证房可以参照有证房进行补偿，但不能改变用途，不能以营业房进行补偿。”

双方没有谈妥补偿的问题前，许水云的房子即被强行拆除。许水云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提出包括房屋、停产停业损失、物品损失在内的三项行政赔偿请求。 

案件经金华市中院和浙江高院两审判决，均认定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许水云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但对于许水云提出的依据国家赔偿程序，解决涉案房屋被违法拆除的请求均不予支持，许水云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1月25日，这起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法院第三巡回法庭进行再审，并当庭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许水云房屋虽然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但涉案房屋确系在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施行前建造的历史老房，应当认定为合法建筑。许水云通过继承和购买成为房屋所有权人，其对涉案房屋拥有所有权。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审判长耿宝建：“对行政机关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侵犯房屋所有权人产权的，应当依法责令行政机关承担全面赔偿责任，不能让产权人因侵权所得到的赔偿低于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以充分发挥司法的评价功能，引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最高法认定，一审判决责令婺城区政府参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水云进行赔偿，未能考虑到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比《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时点的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有了较大上涨，参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水云进行赔偿，无法让许水云赔偿房屋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二审判决认为应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本案赔偿问题，未能考虑到案涉房屋并非依法定程序进行的征收和强制搬迁，而是违法实施的强制拆除，婺城区政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一审判决第二项与二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均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审判长耿宝建：“对许水云房屋损失的赔偿，不能再依据公告之日的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格，即，不能按照2014年10月26日被拆除房屋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而应按照有利于保障许水云房屋产权得到全面赔偿的原则，以婺城区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同类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作为基准。同时，许水云因正常征收补偿依法和依据当地征收补偿政策应当得到也能够得到的补偿利益，属于其所受直接损失范围，也应由婺城区政府参照补偿方案予以赔偿。”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如果许水云提供的纳税证明以及营业执照等，能够证明案涉房屋符合《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及《金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所确定的经营用房认定条件，则婺城区政府应当按经营性用房来进行补偿。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认定婺城区政府行政强拆违法，并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起案件作为最高法的典型案例被推出，究竟有何典型意义，行政机关未经征收决定施行的强拆行为，又需要承担何种违法后果？ 

耿宝建表示，国家尊重并保障房屋所有权人依法取得的房屋产权。任何单位或个人，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取得的房屋产权，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赔偿责任。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有且仅有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才具有依法强制拆除合法建筑的职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民事主体并无实施强制拆除他人合法房屋的权力。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耿宝建：“传统的观点认为说征收国有土地的房屋过程当中，我要是拆了老百姓的房子，你可以按补偿程序走，按照征收决定，给你补偿，这就造成一个什么后果？违法没有责任。所有的或者说绝大部分的行政机关，一看到这样的话，他就宁愿不走法律规定的程序，我就一夜之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民事主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什么建设公司、开发单位，就把房子给扒了，拆除了，把老百姓给赶出去了，这个过程当中，根据我们传统的观点来说还是给补偿，还是按照以前的标准，这样不利于遏制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

耿宝建介绍，行政机关是进行房屋征收的权利主体，当然应承担违法责任，此案最终判决区政府对被拆迁人进行赔偿，实际上是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耿宝建：“最高法院在这个案子当中就很明确，就是要赔偿，不能够让他再回到补偿的这个老路上去，导致当事人一个是补偿不到位，而且，他不信任政府，不信任法律。为什么？就是合法违法都一样，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这个案子其实发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你就必须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序，如果你违法，你就必须要承担不利的后果，这个案子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法院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裁判。”

以国家赔偿终结违法强拆

这本是一起普通的违法强拆案件，但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审之后，成了保护产权的标杆性事件。

2014年9月，公布征收决定之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政府就对市民许水云的房子进行了强拆。政府给出的理由是所谓“误拆”，许水云坚决不要政府事后的“补偿”，而是像《秋菊打官司》里的主角那样讨一个说法，要求当地政府按《国家赔偿法》规定对“行政违法”进行国家赔偿。之前，在浙江当地的一审、二审中，法院仅仅判决政府应补偿，并没有认定行政违法。

1月25日，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再审了这起案件，并当庭宣判：确认行政机关强拆行为违法，责令政府进行行政赔偿。

主审法官耿宝建把话说得很明白：如果违法强拆与依法强制搬迁最终结果一个样，“这样所有‘理性’的行政机关，都可能选择违法强拆”；如果法院不加以纠正，老百姓会觉得“政府能违法，为什么我不能违法”。所以，此案同时还明确违法强拆应当坚持全面赔偿原则，倒逼政府依法行政，体现国家保护产权原则。

这次态度明确的判决，亮出了中国最高审判机关以司法保护公民产权、坚决纠正行政违法的决心。

在之前形形色色的强拆中，“误拆”、“出门买菜时家被强拆”等等手段，个别地方政府屡试不爽，关键问题是没有强力的司法纠正措施。特别是像许水云这样的没有取得产权证书的合法建筑，哪怕遭遇行政违法强拆，当事人的诉请也很难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这导致个别地方政府有恃无恐、公权屡屡出笼伤人，也使公民的产权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中。

这次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的判决无疑树立了一个司法标杆，给公众吃了一颗定心丸，也是对暴力强拆踩了刹车。

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才能彰显司法公信，也才能解决“信访不信法”的老问题。在是非面前，法院必须求真相、说公道话，对于“误拆”之类借口不能和稀泥，政府行政违法就是违法，不能玩暧昧。

这次的标杆性审判，也可看作近几年中国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取得的成就。人民法院省以下人财物直管、巡回法庭制度、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记录、通报制度这些司法改革的“硬措施”在起作用，保障了审判权不被地方利益掣肘。

希望这次最高法的再审判决，能够起到立木起信的作用，从司法层面明确违法强拆的法律责任，倒逼政府依法行政，除去暴力强拆的社会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