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主持修撰《唐律疏议》，长孙无忌成为唐代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按常理说，作为立法工作的主持者，他本应成为依法理政的践行者、法治尊严的守卫者，但历史的真相远非如此。

　　领衔修律　立法大唐

　　长孙无忌出身于关陇贵族核心家庭，从小就与同集团的李世民友善。他将妹妹嫁给李世民为妻，李世民亦视他为心腹。

　　李世民登基成为唐太宗后，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制定法律。贞观元年（627年）正月，“上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唐太宗命令长孙无忌带领众人对高祖武德年间仓促制定的《武德律》进行系统修改。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是为《贞观律》。

　　唐太宗晚年，朝廷陷入因接班人问题导致的政治斗争之中。作为关陇贵族代表的长孙无忌力推晋王李治入主东宫，房玄龄等普通地主官员主张立魏王李泰为太子。一直在关陇贵族和普通地主之间搞平衡的唐太宗经过反复考虑，最终在长孙无忌的强力劝说下，完全倒向关陇贵族，确立李治为接班人。李治即位成唐高宗，长孙无忌作为拥立者，官拜太尉、检校中书令，控制门下省，事实上成为朝政的主导者。

　　高宗登基后，在推行“遵贞观故事，务在恤刑”的宽缓慎刑总体法治政策前提下，开始对建国以来的律令格式进行系统清理审查。永徽初年，高宗下令长孙无忌等人“共撰定律令格式，旧制不便者，皆随删改”。经过一年工作，修成《永徽律》十二卷等法令。永徽二年（651年）闰九月，“长孙无忌等上所删定律令式”，颁行天下。

　　《永徽律》颁行后，因“律学未有定疏”，科举中的明法科目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可以参考，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又让长孙无忌领衔编撰《律疏》，解释专门术语，补充疏漏之处，“成三十卷”。永徽四年（653年）十一月下诏颁行，附于《永徽律》律文之后，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永徽律》由此和《律疏》合体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为《唐律疏议》，“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成为法官断案的标准和依据。

　　以法之名　清除政敌

　　作为贞观永徽两朝修律工作的领衔人，长孙无忌可以说是大唐法制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理应在内心深处种下对法律的敬畏之心。遗憾的是，可能是亲眼看到法条从手上制定出来，长孙无忌反而在心中破除了法律的威严感，认为法律只是他制造出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就理应为人服务，甚至可以为个人政治目的服务。

　　就在长孙无忌领衔编修《唐律疏议》期间，永徽三年（652年），房玄龄家族爆出一桩丑闻。房玄龄次子房遗爱为争夺家产，竟诬陷大哥房遗直非礼高阳公主（房遗爱的妻子）。长孙无忌从中看到了政治机会。

　　虽然在贞观晚年的接班人斗争中，关陇贵族集团胜出，但普通地主官员只是暂时受挫，实力仍在稳步上升。要进一步解决普通地主问题，必须清算普通地主集团的擎天巨柱房玄龄家族政治遗产。要保持长孙无忌本人的权势，必须继续清洗朝廷中不和他一条心的官员。长孙无忌刚想打瞌睡，房遗爱就主动送上枕头。接手此案后，长孙无忌以高阳公主打探宫里政治动向为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房遗爱、高阳公主原告变被告，打成谋反分子。

　　这还不算，长孙无忌乘胜追击，把平素与房遗爱交好的荆王李元景、大将薛万徹等人全部卷了进去，打成谋反集团。这几个人在唐高宗即位后的政治格局中，属于被边缘化的人物，平时对朝廷有一些怨言，但不至于谋反。

　　如果说房遗爱、高阳公主、李元景、薛万徹还算有些谋反嫌疑，毕竟发过牢骚，处置他们勉强符合《唐律疏议·贼盗律》中 “但谋即罪”的规定。但接下来，长孙无忌继续扩大打击面，完全突破了唐律关于谋反罪的底线。因唐太宗有过用第三子李恪换掉李治当接班人的想法，长孙无忌视李恪为眼中钉肉中刺，就利用房遗爱怕死求生的心理，授意他指证李恪参加谋反集团，房遗爱“因言与恪同谋”。

　　按照《唐律疏议·贼盗律》的规定，“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房遗爱、高阳公主只是有谋反嫌疑，李元景、薛万徹只是口出怨言，李恪更是无迹可寻，都没有具体的谋反计划，按律最多流放两千里。长孙无忌必须突破法律上线，才能达到政治目的。永徽四年（653年）二月，长孙无忌对房遗爱案作出判决：房遗爱、薛万徹斩首，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自尽。

　　通过处置房遗爱一案，普通地主的上升势头暂时被关陇贵族摁住，长孙无忌完全掌控了朝政。而这些，是以唐律尊严被践踏为代价的。长孙无忌亲自制定的法律，被他亲手降低到工具层次。

　　坏法乱纪　终遭清算

　　房遗爱一案中，被陷害的李恪在临死前曾发出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长孙无忌你践踏法律尊严，一定会被诛灭全族。李恪在咆哮，长孙无忌在狂笑。但笑到最后的，不会是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年）五月，高宗与长孙无忌君臣曾有一段关于用法宽平的对话，高宗认为“狱讼繁多，皆由刑罚枉滥”，当今天下无事，四海太平，“欲与公等共行宽政”，遂询问长孙无忌“今日刑罚，得无枉滥乎？”长孙无忌回答说，“陛下喜怒不妄加于人，刑罚自然适中”，只要皇帝不因一喜放过一个坏人，不因一怒冤枉一个好人，以法律而不是以喜怒为准绳，以事实而不是以好恶为依据，自然能做到刑罚适中。劝诫高宗“喜怒不妄加于人”的长孙无忌，显然已经忘记一年前他是如何将个人恩怨加诸于李恪等人身上的了。

　　长孙无忌能用法律清除政敌，政敌同样也能用法律清洗他。长孙无忌的政敌不是别人，正是他一手扶上去的外甥高宗。唐高宗要掌握绝对权力，成为真正的皇帝，必须摆脱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另外大规模起用普通地主官员，来平衡关陇贵族势力。高宗要夺权，矛头只能对准长孙无忌集团。

　　从永徽五年（654年）六月起，高宗开始逐步剪除长孙无忌的外围羽翼，接着通过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废王立武”一战，全面夺回了本属于皇帝的权力。政治斗争结束，接下来就是如何使用合法手段，以法律的名义清洗对手。

　　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洛阳人李奉节状告韦季方和李巢拉帮结派搞党争，唐高宗下令宠臣许敬宗去调查。许敬宗决定将案子往长孙无忌身上扯，经过连夜审讯，终于逼韦季方开口，招供和长孙无忌组成政变集团，要造反废掉高宗。许敬宗硬是把一桩朋党案办成谋反案，简直是当年长孙无忌处置房遗爱案的翻版。一无谋反之心，二无谋反之举，更无谋反证据的长孙无忌，就这么被打成谋反分子。

　　而高宗根本不给长孙无忌申辩的机会，“竟不引问无忌”，连申诉的程序都省了，直接下诏免去长孙无忌的职务和爵位。到了七月，高宗又让李勣、许敬宗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再鞫无忌反状”。办案人员心领神会，在审讯时逼迫长孙无忌自杀，“逼无忌令自缢”，这其中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既然长孙无忌能在房遗爱案中做初一，就别怪高宗去做十五。

　　长孙无忌临死前，不知是否会想起拿起《唐律疏议》的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只可惜，唐律的权威已被他亲手打破。当年的唐律是他清洗房玄龄家族势力和冤杀李恪等人的工具。今天的唐律也是高宗打击他的工具。

　　作为编撰《唐律疏议》的领衔人，长孙无忌不是不清楚破坏法治的后果。永徽四年（653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进律疏表》中明确指出，“刑靡定法，律无正条，徽纆妄施，手足安措！”只是他嘴上说的是罪刑法定量刑适当，手里做的却是法外加刑滥施酷刑的乱法勾当。

　　长孙无忌能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当权力重新洗牌，更大的权力压过来时，他也必然会被自己扭曲的“法律”反噬。法律的量刑标准一旦被突破，任何人尤其是始作俑者，最终都逃脱不了法外酷刑的惩罚。

转自：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