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刺配”是常见的一个词。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有不少人遭受过刺配刑罚，如宋江、卢俊义、林冲、武松等，所以官军骂梁山好汉为“贼配军”。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城，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林冲受高俅陷害，持刀误入白虎堂。高俅定林冲“手持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之罪，欲置林冲于死地，将其押到开封府治罪。开封府尹也知林冲冤屈，再加孔目（古代官府衙门里的高级吏人，掌管狱讼、账目、遣发等事务）孙定周旋，将林冲定性为“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给予“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的处罚。“故”和“误”一字之差，保全了林冲一条性命。开封府尹将这一判决告知高俅，“高俅情知理短，又碍府尹，只得准了”。于是，开封府尹升堂问案。“就此日府尹回来升厅，叫林冲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了文笔匠刺了面颊，量地方远近，发配沧州牢城。当厅打一面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钉了，贴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两个防送公人监押前去”。从这段描写看，林冲遭受了三种刑罚：脊杖、墨刑、流放。这三种刑罚在宋代是合为一体的，即“刺配”，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重刑。《宋史·刑法志三》曰：“刺配之法二百余条，其间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后决刺充军。”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著《文献通考》记载：“舜之九刑，始并用其三，黥为墨，配即流，杖乃鞭，三者始萃于一夫之身，其制将以宥死罪。合三为一，尤为生刑，端未为过。”
刺配一刑多用于盗贼、犯罪军人、犯赃官吏、累犯、杂犯罪贷死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要分三个步骤。
首先执行脊杖。杖刑是中国古代用大竹板或大荆条拷打犯人脊背或臀腿的一种刑罚。杖刑起源很早，《尚书·舜典》有“鞭作官刑”之说，即用鞭杖惩罚失职的官吏。脊杖是杖刑中最重的一种刑罚，因用板子（棍棒）打击人的脊背，很容易将人打得鲜血直流，以致残废。而臀杖是打击人的臀部，一般不会将人打残。《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在赤壁之战中，为火烧曹操战船，黄盖向周瑜献苦肉计，于是二人假戏真做。周瑜升帐部署破操之计，黄盖故意用言语激怒周瑜。周瑜勃然大怒，要砍掉黄盖头颅。众将官求情，周瑜命令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众将官又苦苦哀求，“瑜推翻案桌，叱退众官，喝教行杖。将黄盖剥了衣服，拖翻在地，打了五十脊杖……众官扶起黄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扶归本寨，昏厥几次。”从这段描写中，可看出杖脊刑罚之重。南北朝梁武帝把杖刑列入刑书，作为一项正式的刑罚。《隋书·刑法志》记载，杖用生荆制作，长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种。大杖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八分半；法杖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五分；小杖大头围一寸一分，小头极杪（树枝的细梢）。唐代杖刑同于隋朝。宋代沿袭唐制。《宋史·刑法志一》载：“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第二，要在面部刺字。刺字即墨刑，又称黥刑、黥面，即在犯人的脸上或额头上用刀刺字或图案，再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此刑罚不仅伤害人的身体，而且对人的尊严是极大的伤害，使人蒙受耻辱。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丞相李斯奏请焚烧《诗》、《书》等儒家书籍，规定说，如果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城旦”，是一大早就起来修护城墙的苦役工。但是，历史上也有因受墨刑而改变命运的例子。据《史记》记载，秦末汉初名将英布在小时候，有位客人给他看了相说：“当在受刑之后称王。”英布到了壮年，犯了法，被判处黥刑。英布愉快地笑着说：“有人给我看了相，说我当在受刑之后称王，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吗？”听到他这么说的人都戏笑他，称他为“黥布”。唐朝时的才女、武则天的宠臣上官婉儿因得罪武则天，被武则天以刀刺面，并不准拔出。幸上官婉儿才识过人，跪作《乞拔刀子诗》，才得以退出救治。婉儿的确有才，她在伤疤处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加以装饰，没想到显得格外妩媚。宫女们皆以为美，有人偷偷以胭脂在前额点红效仿，渐渐地宫中流行了这种红梅妆。到了宋代，黥面之刑改变以前用刀刻的方式，一律改用针刺，因而又称为“黥刺”，在民间被称为“打金印”。 “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做打金印”（《水浒传》第八回）。北宋有规定，犯人的罪状不同，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样排列的形状也有区别。凡是盗窃罪，要刺在耳朵后面；徒罪和流罪要刺在面颊上或额角，所刺的字排列成一个方块；若为杖罪，所刺的字排列为圆形。
第三，执行流放。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西北沙漠、西南烟瘴和东北苦寒等边远、荒蛮之地，或是一些孤悬海外的岛屿，以示惩罚。流放之刑在远古时期就有。如战国时的伟大诗人屈原立志报国，忧国忧民，多次向楚王建议献策，然而他生不逢时，多次遭到流放，最终在苦闷、绝望的情境下，投汨罗江自尽。在秦汉时代逐渐形成，南北朝后期进入五刑之列，隋唐时正式确立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宋代的流放按罪行轻重分为10个等级，即本城、本州、邻州、500里、1000里、2000里、3000里、远恶地、广南、沙门岛。这种刑罚一直延续到清末。在中国古代，流放成为一种特殊的现象，一些大臣犯罪或者被冤枉而流放者不计其数。统治者还把此作为仁政和慎刑的一种体现，即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大清律例·名例律上》)。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一生多次被流放，他在流放岭南期间，曾作诗《食荔枝》表达当时的心情：“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花甲之年，遭陷害被流放到新疆伊犁，在西安与妻子分别时，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表达了他不计个人得失，为国为民的豪情壮志。
宋朝官衙在执行刺配过程中，有配套规定，流放的里程和脊杖的数量是法定的，不是随意裁决的。《宋史·刑法志一》载：“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林冲是脊杖二十，流放沧州。据一路上押送的公人薛霸的言语可知路程在2000里以上，“好不晓事，此去沧州二千里有余的路，你这般样走，几时得到？”武松为兄报仇，砍了潘金莲的头，又杀死西门庆，手里两条人命，但是武松自首了，所以得到宽大处理，“脊杖四十，刺配两千里外。”宋江发配到江州，即现在的江西九江，也应该属于2000里的等级。而卢俊义则是最高一级的，“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门岛”。沙门岛，即现在山东烟台庙岛群岛中的庙岛。卢俊义在流放途中发生变故，又被官兵捉住，改判死刑。幸被梁山好汉劫法场救下，逼上梁山，坐上第二把交椅，与众好汉一起，做了一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大事。
转自：人民法院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