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政策红利,住房租赁领域不断升温,在各路资本不断涌入之下,长租公寓的规模也得以发展壮大。密集资本汇聚带来的短暂高光时刻过后,减租剪刀差、付钱住不了……疫情之下的长租公寓,新问题层出不穷。“二房东”模式之外,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长租公寓?缺失的监管举措将何时补齐?
疫情减租
此前不断被曝出的“甲醛房”“偷拍门”“群租房”“租金贷”的长租公寓,在疫情下,因为“是否减租”及“续约涨租”有所升级。
首当其冲的是长租公寓品牌蛋壳公寓的免租期“剪刀差”风波。2月初,蛋壳公寓面向特定租客群体推出租金减免举措后不久,便因一边“最多要房东3个月免租”,一边“给租客定向免租仅一个月”,被房东及租客两大群体集体“讨伐”。而随着“对房东减租之外还欠租”“单方修改电子合同违约责任条款”等更多爆料信息的披露,蛋壳公寓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月14日,深圳市住建局已经约谈深圳蛋壳公寓相关负责人,要求蛋壳公寓高度重视此事,及时组织法律专业人士参与研究制定解决方案,积极与业主进行沟通协商,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在疫情期免租存“剪刀差”这一争议之外,“续约涨租”成为现阶段长租公寓企业受外界诟病的第二点。
事实上,“续约涨租”不被接受的背后,是长租公寓租住产品一贯远高市场租赁水平的价格定位。以海淀区羊坊店路3号院、朝阳区劲松五区等多个区域热点轨道交通沿线的小区为样本,近期北京商报记者对业主直租、中介居间代理以及分散式长租公寓进行调查发现,同一小区、同档次装修,分散式长租公寓产品普遍比普通出租房高出15%-30%,部分N+1类合租房总价甚至高出100%。
价格之外,在疫情之下,长租公寓对承租人的服务也不断被诟病。一方面,以北京为例,是疫情之初,部分中介机构及长租公寓企业并没有做到配合属地管理,拒绝提供租客信息。 另一方面,部分返程客户投诉,在出现无法进入小区或需要集中隔离时,联系管家希望予以解决,却杳无音信。
反思“二房东”商业模式
疫情叠加经济下行周期,不管是之于企业自身运营方面的盈利预期,还是对于房东及租客层面的服务体验提升,现阶段的长租公寓都难言交上了一份满意的市场答卷。而经过此轮“免租剪刀差”“续约涨租”风波,长租公寓市场参与主体的商业模式本源问题,再被外界重提。
在业内,普遍认为长租公寓运营商靠低价长期获取业主房源后,再分别高价出租给租客获利,性质与“二房东”无异。北京商报记者此前也曾以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就“何为二房东”的问题进行过一轮专题调查,其中,超七成接受问卷采访的租房人认为,不论是转租业主房源的个人,还是托管出租业主房源的公司或者机构,本质上都是靠赚差价获利的“二房东”。
“按房源收集方式划分,长租公寓可以分为分散式和集中式。严格来说,相比集中式公寓而言,分散式长租公寓更符合‘二房东’属性,商业模式可以理解为‘吃差价’盈利。” 但在现汇生国际融资总裁、协纵策略管理集团创始人黄立冲看来,分散式长租公寓这类中介性质的“二房东”“吃差价”的商业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分散式公寓的利润太薄,房源分散相对不易管理,空置率相对较高,天然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其实,从业主体一些违规隔断行为的产生,就是基于想靠‘n+1’增加房源盈利的可能。分散式长租公寓不设隔断的情况很少。因为在当前长租公寓盈利模式尚不清晰的条件下,少了那间隔断,很多企业都不能长久地活下去。” 黄立冲说道。
监管空白
据房东东数据显示,2019年53家长租公寓出现经营问题,资金链断裂及跑路的共有45家,被收购的有4家,拖欠或拒付房租的有4家。其中,杭州成为“重灾区”,位于杭州的乐伽公寓、国畅等接连爆发资金链危机。
在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全球总部合伙人郭韧看来,首先应加强对三方金融机构的资质审核;其次,对住房租赁资金的用途应加强监管;然后,对于金融机构放款的资金数额应适当限制。最后,最为关键的是要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如果发现中介机构存在违法行为,如平台跑路,司法机构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追究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长租公寓专题研究报告显示,整体来看,中央层面2019年发布政策仍以确定基调,支持、鼓励租赁市场发展为主,具体政策主要包含培育市场、支持租住、推进立法以及规范市场等多方面内容。从推进立法方面来看,当前住房租赁条例已加入立法工作计划;在规范市场方面,目前住建部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侵害住房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但景晖智库首席经济学家胡景晖也直言,截至目前,长租公寓行业没有上位法支持,全国范围的、立法级别最高的,仅为2011年2月施行的住建部6号令《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地方政府层级也仅限于通知、办法,涉及几十万亿的产业最高法律仅为部门办法,市场很难规范。同时阶段式运动式监管治标不治本,监控机制不能常态化有效运行。
转自:北京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