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1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从以上规定中“高度可能性”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遵循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内涵认识不够清晰，致使在应用该证明标准时缺乏统一。因此，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审慎把握民事司法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一是区分“高度盖然性”与“优势证据”。“优势证据”是指在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都不够充分时，司法人员采信其中证明力更强的证据。此种证明标准多体现在英美法系国家，只要一方当事人在证据证明力上打破平衡，即便是49%与51%的区别，则可采信证明力更强的一方。而我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要求更高，只有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远大于另一方时，司法人员才能对其待证事实予以认定。此即意味着英美法系的优势证据原则目的是在陪审员制度中以票数优势说服法官，而我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则是为了认定的法律事实更接近于客观事实，从而更加公平公正地审理案件。

　　二是排除主观因素干扰。从上述司法解释中“确信待证事实”一词可以看出，通过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案件事实需要依靠司法人员的内心确信。但是，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难免会受各类因素影响，如个人生活环境、工作氛围、道德品质等等，因此，司法人员的主观因素对其能否准确把握高度盖然性标准具有重大影响。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88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这要求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判断和认定，均须建立在双方充分举证、质证的基础上，综合审查判断，避免主观臆断。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除各类因素对司法判案的影响是不现实的，只能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限制司法人员的主观臆断。一方面，提升司法人员自身素能。司法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职业道德、个人价值观均对其审理案件产生影响，需要进一步强化司法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另一方面，加强司法人员心证公开化，强化外部监督。

　　三是坚持“规则法定”原则。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原则，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类民事诉讼规则必须是明确规定的、可操作的。司法人员应当在穷尽法律规定依据后再运用自由裁量权，从而最大限度减少“高度盖然性”标准衡量的事实及证据。例如《证据规定》第10条第1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遇到上述规定中的待证事实，应该首先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合法判断，而非直接运用高度盖然性证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