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讯不管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官方记载中，都是一种令人心悸的恐怖存在。袁枚笔记记载的雍正年间涂如松妻子杨氏失踪案中，疑犯涂如松因杨氏“亡者归来”而无罪释放时，已受刑若“锅中烙饼、不成人形”。杨乃武和小白菜案中，《申报》报道小白菜遭受了“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的酷刑。1901年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抨击刑讯：“敲扑呼号，血肉横飞，最为伤和害理。”

　　自晚清以降，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发生日益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法律层面的碰撞与日俱增，传统刑讯制度成为西方批评中国法律落后、实行领事裁判权的重要借口。1902年2月，内忧外患压力下的清廷下诏变法，作为变法救国途径之一的“废除刑讯”成为首要的变法要点。1905年4月24日，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上奏提请废除刑讯，清廷变法的心情如此迫切，以至于这些动议未经政务处会议讨论，次日便发布上谕“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

　　然而，废除令的落地却举步维艰，不仅一些御史和封疆大吏连续上奏章表示反对，社会各阶层也意见不一。要知道，沈、伍两人并非主张彻底废止传统刑讯，而仅仅是限制刑讯——刑讯范围严格限于死罪案，其他情形下包括盗罪一概不准刑讯；并在证据制度方面提出了重众证，无须犯人口供就可结案的建议。但反对者认为，当时中国的制度简陋，不适合废止刑讯；如果仓促间断然停止刑讯，将产生大量积案。近代翻译家严复对就事论事地废止刑讯也持异议，他认为，单一地废止刑讯而在其他方面不作改革，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

　　面对各种反对声音，清政府三令五申，强势地向传统刑讯开刀。首先，立法上禁止刑讯。1906年，修订法律馆草拟的《民事刑事诉讼法草案》第17条规定：“凡审讯一切案件，概不准用杖责、掌责及他项刑具，或语言威吓，或逼令原告、被告及各证人偏袒供证，致令淆乱事实。”第75条规定：“被告如无自认供词，而众证明白，确凿无疑，即将被告按律定拟。”不仅彻底废除传统刑讯，还禁止语言威吓等逼供行为，重申了无须口供即可定罪的规定。1907年《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1911 年《大清新刑律》等法律均有专门条款禁止刑讯。其次，强化外部监督制约。清廷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刑讯积弊难除，废除令可能会沦为一纸具文，便多次颁布命令严饬地方官员汰除私刑、停止刑讯，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对非法刑讯的监督。如要求各省州县对各种刑具“详定章程，一俟拟定，即当通咨各省，俾有遵守，不至滥用酷刑，以重民命”；所有审判衙门恭录光绪帝1905年关于停止刑讯的上谕并悬挂在审判大厅，以示警诫并接受公众监督；鼓励咨议局、商会、媒体向司法机关举报非法刑讯行为。最后，对违法刑讯行为予以严惩。濮州知州蒋兹审理萧春旺妻子萧李氏自缢身亡案时，对萧春旺“五日之内，拷讯两次，用荆条互击脊背三百，用皮掌互击腮颊三百，叠责两腿一千六百板”，致萧春旺死亡，知州蒋兹最终被革职充军。“滥刑毙命”的巡城御史史瑞璐和广东候补知县刘宗翰也相继被查处，这反映出高层革新传统刑讯的决心。

　　毫无疑问，废除刑讯至少在立法上已大获全胜。问题在于，当法律宣布刑讯为非法行为后，刑讯的合法性基础真的动摇了吗？且不说当时的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因普通案件不能刑讯而改用跪锁、掌责等引发修律大臣弹劾，即便最早提出废除刑讯的上海，中外会审公堂中刑讯仍时有发生。更可怕的是，禁止传统刑讯还催生了很多新式刑具，据《大公报》报道，“民国以来刑讯旋为厉禁，然强暴之吏仍多私用刑，责笞杖之外并有夹棍、 押抗棚子、天平架、 跪链子种种酷刑”。甚至在废止令颁布后的第五个年头——1909年发生的天津姜李氏自杀案，引发社会热议，由于缺乏认定被害人自杀或他杀的证据，有些人提出刑讯犯罪嫌疑人姜某以获取证据，反映出以刑讯方式追究“恶人恶行”在当时仍有一定市场。

　　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一些执法者固执地知法犯法？为什么一些民众对刑讯深恶痛绝的同时仍寄希望刑讯来惩治犯罪？对此，苏力教授解释得十分透彻：当时“没有指纹鉴定技术，没有足迹鉴定技术，没有笔迹鉴定技术，也没有其他获取或记录物证的技术，没有化学检验（例如对毒品），没有物理检验，没有或者很少死亡解剖”。受这些客观因素制约，即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也无法获取证实犯罪的确凿证据，传统刑事司法在发现、固定、获取客观性证据方面的局限性推动口供成为“证据之王”，刑讯是其不得不为、具有一定“实践理性”的无奈选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重刑狠、迅速查明案件真相的施公等司法官员成为人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

　　然而，在一个由“明镜高悬”、惊堂木、板子组成的中国传统司法体系中，仅仅废除“板子”，不仅催生跪锁、掌责等法外私刑，禁而不止、阳奉阴违还严重贬损了法律权威。刑讯作为传统中国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牵涉的不仅仅是刑讯行为本身，而是一整套的审判体制和证据规则。唯有新的司法审判体制和证据规则，才能真正使刑讯禁绝。

转自：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