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强拆的事情并不司空见惯，因此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美国人难免有些少见多怪，在2005年，正是这样一个事件，令一向受人尊敬的美国最高法院声名狼藉。

   新伦敦市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城市，人口不到3万，长时间来，这个小地方一直在为经济积弱不振而苦恼，1998年，辉瑞公司在此地建立了研发中心，立即被当地官员当成了救命稻草，市政府旗下的“新伦敦市开发公司”（New Londo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政府控制下的私营开发商）马上构思了一个经济振兴计划，打算以此为契机修建博物馆、酒店、度假中心、公园等设施，改变新伦敦市的贫困面貌。

  市政府发展经济的初衷立即就和私有化的土地发生了冲突，当地的115户居民中，出现了15户钉子户，无论政府说下大天来，给多少钱，也不肯搬迁（原因很简单：祖宅在此，不便移居），于是，新伦敦市政府先礼后兵，祭出了“征用权”的“尚方宝剑”。“征用权”源自于美国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五修正案，其大意为“不给予公正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虽然此修正案并没有明确“征用权”，但无疑隐晦地承认了它的存在（在对某一事物进行限制的同时，便是承认了它的存在）：即在“给予公正赔偿”且“公用”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动用征用权。 凯洛女士是那15个钉子户的代表，对于市政府的理由并不认同，她以及他们认为，承包工程的既然是私人企业，那么它就与“公用”无关，当然，她并没有提到他们的赔偿是否公正——新伦敦市毕竟是个小地方，这里的房价是比不了中国的。

   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在仔细研究了前因后果之后，采取了支持市政府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一计划确能起到改善经济的作用，而经济的改善，又能够提高就业率，扩大税收，是件双赢的好事，至于那家私人企业，只要它的所作所为起到了政府兴建公共事业的作用，则可无视其自身的性质，总之，抛去好恶，新伦敦市政府的做法并没有违背法律。

面对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凯洛等人甚为不服，于是，这几个钉子户又把事情闹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凯洛诉新伦敦市案”由此成为了当时全美瞩目的大案要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三权分立中的一极，它的掌权者是9名大法官，他们是美国最自命不凡的一群统治者，在三十年代，就是因为最高法院的“那九个老头子”（罗斯福语）从中作梗，使得罗斯福新政几乎被阉割殆尽，这些象牙塔中的法学家是法律世界的独裁者，他们只服从于美国宪法，而不服从于任何一个群体。

当然，此时的联邦最高法院已不尽是九个“老头子”，其中还有两位女士（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区别更远非如此——一部分大法官坚持“司法克制主义”尊重民选官员对“公共用途”的定义，但另一些人则完全持相反意见，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认为“私有财产普遍受到了威胁，政府只要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就可以任意征用所有私人私产，只要立法机关认为私营业主的使用方式有利于公众，就可以随意把征用的私产移交给他们。”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也认为，如果在此案中支持市政府当局，则必然破坏私用和公用之间的差别。

在法院之外，一些势力也在为凯洛摇旗呐喊，较为引人瞩目的有大法官自由论者协会、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美国退休者协会和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等组织，他们提出，有偿征用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侵犯。

2005年2月22日，此案在最高法院进行了激烈的口头辩论，在聆听了双方的意见后，九名大法官的投票为5:4，多数派支持新伦敦市政府，其中就包括约翰·保罗·史蒂文斯，他认为“该市确已非常仔细地制定了开发计划，相信能给社区带来可评估的利益，这个利益包括，但不局限于，提供就业机会和增加税收”，因此他在判决书中写道“我们拒绝对新伦敦市已慎重考虑过的发展规划进行事后评判，也拒绝评判新伦敦市为达到发展经济的公共目的而做出的关于土地如何使用的决断。”

大法官的决策显然受到了新伦敦市窘迫现状的影响，这个伴随着军事基地而兴起的城镇，在冷战之后迅速凋敝，人口已锐减到1920年的水平，美国有着众多这样的城镇，而征用权的确立无疑能够给它们带来生机，此外，新伦敦市为凯洛等15个钉子户提供了160万美元的拆迁费，这一数字完全算得上“公正赔偿”，至于第五修正案中提到的“公用”，多数派大法官将它理解为“公共目的”而非“公共使用”——新伦敦市政府的开发计划，无疑能够达到振兴经济的“公共目的”。

就这样，“凯洛诉新伦敦市案”一锤定音，凯洛失去了她的粉红色小屋，但是鉴于案件的巨大反响，新伦敦市自然不敢怠慢这位女中豪杰，政府不仅给了她“公正赔偿”还分给了她一套市中心的房子——虽然凯洛女士并不买账。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次“强”拆有着一些我们并不熟悉的特点：

1、从拆迁到抗拒拆迁均诉诸于法律执行；

2、只要涉及到宪法，无论案件大小最高法律机关均予以受理；

3、被拆迁者须得到公正赔偿；

4、拆迁者的拆迁目的须为公用。

判决虽已出来，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美国媒体随即把联邦最高法院推上了绞刑架，2005年圣诞节前夕，《华尔街日报》撰文《在家过圣诞》，提醒美国公众——这是凯洛女士最后一次在她的那个小屋里过圣诞了；一个保守派激进分子干脆把目标瞄准了此案的多数派法官苏特，他写信给苏特老家的市政府——新罕布什尔州的韦尔市政府，提议他们利用征用权征用苏特先生的农场，将其改造为“迷失自由旅馆”，并声称“此举定能推动经济发展，带来高额税收”云云。结果，韦尔市政府竟然真的为此进行了投票，结果苏特大法官阁下的农场以1167:493票侥幸得以保留（相信这次投票一定会让苏特先生心惊肉跳）；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的著名作家杰弗里·图宾在评价这一案件时写道“大法官们...对此案激起的感情共鸣完全判断失误...无论如何，凯洛案的判决都是一次倒退。” 那么，凯洛案的“倒退”到底造成了什么恶果呢？这种“恶果”恐怕是人们很难想到的：凯洛案发生的时候，美国只有8个州对“征用权”进行了限制（即在第五修正案的基础上附加了更为严厉的限制），而在凯洛案之后，42个州都这么做了，也就是说，新伦敦市的胜诉，反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市政府无法这么去做了。在今天看到起这种有趣的现象后，很少有人能够回想起多数派法官史蒂文斯在宣判书中一段不引人注意的章节，这段章节的大意就是：既然宪法明确了政府拥有征用权，那么各州当然可以立法限制这种权力。

史蒂文斯的这种理论现在看来，几乎足以令那些质疑凯洛案的人们汗颜，甚至可以说，比奥康纳、斯卡利亚还高出了一个层次：毕竟，大法官只对宪法的解释权负责，而且，最高法院不是立法机构，如果某案没有违背宪法，而又有不妥之处，那么这是立法机构的事情，是你们没有做好你们该做的事情，这样的判决，本身就是一种提醒。笔者不知道史蒂文斯大法官阁下是否高屋建瓴到了此种境界，但事实就是——充满了争议的“凯洛诉新伦敦市案”最终促进而不是削弱了美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当然，此案在另外一些国家的影响则完全不那么积极，甚至有些人以此为口实，幸灾乐祸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人家美国也这样啊。我们可以推断，在这样的国家，完全不能指望此类判决能够起到任何积极的功效）。

时至今日，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市仍然没有实现其“经济腾飞”的远大理想，在付出了巨额的拆迁费后，改造工程丝毫没有成效，2009年，辉瑞公司干脆关闭了此地的研发中心，新伦敦市政府的“强拆”之举不仅在全美招致骂名，增加税收的梦想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正应了一名英国经济学家的格言：政府针对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通常和问题一样糟糕。

但真的全都那么糟糕吗？如果美国人这么认为，那么他们的确有些少见多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