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与潘金莲偶遇，看上了她。王婆设计，以做衣服为名，让二人相见。此时的王婆心地还算善良，虽然施展阴谋，却是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阴谋里只有和奸没有强奸。王婆说：“若是他（潘金莲）抽身便走时，不成扯住他？此事便休了。”

　　按照王婆的“十分光”，潘金莲有十次机会拒绝。潘金莲是个水性杨花、贪图男色的女人。她“看了武松这表人物”，就寻思“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婆娘也把眼偷睃西门庆，见了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因此，西门庆和潘金莲是纯粹的通奸行为，没有任何争议。

　　通奸在宋代属于犯罪。《宋刑统》说：“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卷26）对女性要求高，歧视。现代中国，通奸已不入罪，仅受道德约束。

　　武大郎到王婆家捉奸，被西门庆踢伤。踢中心窝，口里吐血。《宋刑统》说：“诸斗殴人者，笞四十。……若血从耳目出及内损吐血者，各加二等。”（卷21）又说：“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卷23）

　　武大郎来时，西门庆的第一反应时钻入床底下躲。在潘金莲的训斥下，他打倒武大郎，夺路而逃。踢中武大郎要害，是因为“武大矮短”，西门庆并非有意的。对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武大的伤情大概属于轻伤。西门庆应构成过失伤害罪。此处《宋刑统》有两个缺陷。一，过失罪范围太窄且处罚太轻；二，伤情鉴定标准不客观。

　　毒杀武大郎的过程是这样的：王婆出主意，西门庆拿药，潘金莲下手，王婆和潘金莲处理尸体，西门庆收买知情人何九叔。这是共同犯罪，应当区分主从犯。《宋刑统》以“造意”（提出杀人计划）者为主犯。“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卷5）

　　在本案中，王婆是主犯。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西门庆和潘金莲完全可以不听王婆的，王婆既不是他俩的上级，也未给他俩经济利益。现代《刑法》把主犯分两类：组织、领导者和起主要作用的人。本案没有组织、领导者，潘金莲作为主要的执行者，是主犯。西门庆是“帮助犯”，非常明显的从犯。王婆也是从犯。

　　《宋刑统》说：“诸谋杀人者，徒二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流三千里。”（卷17）“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卷18）按照宋朝律法，主犯王婆应判斩刑，从犯潘金莲和西门庆应判绞刑。《宋刑统》还有额外的规定：“诸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卷17）潘金莲以妻杀夫，应斩。宋朝无“剐”刑。《水浒传》云王婆骑木驴被剐是错误的。《宋刑统》规定立春之后，秋分之前不处决死囚。（卷30）对王婆宣判后立即处死也是错误的。

　　武松起诉，县官收取西门庆的贿赂，不予立案。武松决定自己报仇。他连杀潘金莲和西门庆。按照现代法学理论，这属于私力救济，可以理解。然而，武松把潘金莲开胸破肚，掏出心肝五脏。这种行径非常残暴，说明武松有匪气。县官此时又包庇武松，把谋杀改成了斗殴，并且把斗殴的起因归责于潘金莲、西门庆。武松本来应处斩刑，改为了流刑。“刺配二千里”与“脊杖四十”不匹配。

　　《宋刑统》没有合理区分故意和过失，判断主从犯的标准不对，歧视女性等。一言以蔽之，古代的律法很不科学。潘金莲主观恶性强，行为残忍，没有理由为她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