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诉前调解程序

　　2000年1月，《德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15a条正式生效，并逐渐实现了诉前强制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大范围的应用。在诉前调解管辖范围方面，有三类案件在法院受理之前必须先行调解（如低于1500马克的财产争议、邻地争议以及未经公开渠道的个人名誉损害纠纷），但对抵押的附加请求、涉外、反诉、变更诉讼以及再审、家庭事务等类型诉讼、督促程序却排除在诉前强制调解管辖范围。

　　在调解机构和人员方面，德国对调解员选任并未予以明确规定，实践中调解员范围也较为广泛，如律师、公证人、退休法官等以及非法律专业人员的调解组织，他们可以自行接受调解申请并根据调解情况作出说明，或经调解机构的委派进行调解。但不管怎样，调解员对案件处理并不具有法定裁判权，但要有斡旋能力，且在案件中业已担任律师、证人、鉴定人或与一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的要遵循回避规定。同时，在调解时也要保持独立和中立，对调解过程要高度保密。

　　而在调解过程方面，德国对调解协议效力方面规定较为明确，如当事人双方均同意调解，且约定调解期限为三个月的，超过期限当事人仍未达成协议，便可取得诉讼权利，若双方达成协议，则意味着争议的化解或新的法律关系的确定，且协议在法律上具有强制执行保证。

　　美国法院附设调解程序

　　美国创设的法院附设调解形式，是为了分流民商事案件，提高法官办案效率。它是由独立的社会第三方进行调解，让纷争不经过诉讼程序在庭外化解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具体做法是：“在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起诉状后的6周内，法院可组织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对起诉书和答辩状进行讨论，并由律师主持调解。在这个阶段大约有30%的案件可以通过调解解决，70%的案件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法官要求双方律师提供文件和证据，在法官主持下，双方的律师可向对方当事人或证人进行质证，由律师在一定时间内进行调解。这个阶段又有30%的案件可以达成庭外调解。此后，法官对另外40%的案件可以要求社会调解机构、律师或者是法院的调解员主持，对双方进行诉讼之前的调解。这个阶段又有25%的案件能够达成调解协议。对其余的案件，法官要求双方律师做好准备，在法官的主持下举行审前会议，这样就又有5%至8%的案件可以在审前会议上调解成功。最后真正进入审判程序的只有5%至7%的案件。”

　　在调解结果救济方面，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做法几乎一致，均明确当事人对调解书或裁决事项存在异议时，可以在法律规定时限内向法院申请恢复启动正式的司法程序，否则，调解结果或者裁决生效，便具有终极意义上的法律强制力。

　　日本调停程序

　　在日本，民事调停和家事调停是典型的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调停程序的启动一般由当事人向简易法院或家庭法院提出申请，“只要法院接受了一方当事人的调停申请，则意味另一方当事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进入调停程序”。调停由一名法官和两名非正式公务员的调停委员进行。

　　依据日本《民事调停法》第16条规定，“调停中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并记载在笔录上，就为调停成立，原记载的笔录同审判和解具有同等效力。”但当事人自接到调停成立通知之日起两周内提出异议，调停协议就会失去其效力。

　　另外，简易法院可以在调停委员会调停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再听取民事调停委员的意见，平衡双方诉求和案情，在当事人申请意旨限度内，作出替代解决案件的决定，强制另一方当事人支付金钱、交付物品及其他财产。

　　相对家事调停，日本《家事审判法》设置了调停前置条件，当事人必须事先向家事法院提出调停。而调停委员具有双重职能，既要调查案件事实，又要基于其拥有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对调停案件发表意见。此外，《家事审判法》还规定调停机关要在家事法官的指挥下推进调停程序开展，且它的最终决定必须依据其构成成员过半数以上的意见而形成，赞成或否定人数相同之情状下，则由家事法官作最后决定。

　　美国和日本调解程序具有鲜明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一是虽然也有律师、社会调解机构、调解委员会介入调解，但强化法院在调解中的作用，即在法官主导下进行非讼调解，当事人选择调解主体空间受限。

　　二是法官在调解中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如美国的法院附带调解，法官主导调解全过程，律师、社会调解机构或在法官主持或在法官要求下进行调解。这样的结果是，因法官事先介入调解，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证据和事实判断，一旦案件调解不成功进入审判程序，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不公平。

　　三是在美国，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义务没有实际的处分权，只有对调解员制作的调解方案表示赞成或反对。赞成调解结果或者裁决生效，不需要司法确认就具有终极意义上的法律强制力；但一旦当事人反对调解方案，则意味着调解程序终结，纷争自动转入诉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