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皋陶历经尧舜禹三代。此前为氏族社会，其内部纠纷由全体成员仲裁解决。传说“祝融氏无所作为，未有耆欲，刑罚未施”；“神农之氏，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到“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商君书》）；到尧舜时期，部族之间的矛盾愈加突显，形成“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四凶”作乱的局面；在部族内部，由于极其严重的水患灾害，导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失序，黎民阻饥。面对各种尖锐激烈的矛盾，“帝舜三年，命皋陶作刑”（《古本竹书纪年》）。
皋陶受命于危难之秋，是如何作刑的呢？
早在1997年5月，全国首届皋陶文化研讨会上，许多先秦史和法学专家都指出：皋陶不仅是司法鼻祖，还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政论家。因此，皋陶作刑必然要以他在《皋陶谟》中阐述的德政思想为指导，确定刑法宗旨、执刑原则和根本目的。
皋陶以“允迪厥德，谋明弼谐”为宗旨，即以遵循并弘扬帝尧的道德，同心同德实现治国谋略为宗旨。
帝尧的道德是：“钦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明于变时雍”（《尧典》）。即帝尧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宽厚温和。能弘扬崇高的品德，亲近同族的人，表彰有才德的人，协调各部族联盟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这如同一束火炬，照亮了皋陶制刑的思想。
据说皋陶曾以独角兽判案，享有很高声誉。因为上古社会是一个敬天事神、卜筮盛行的时代。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各部族都广泛采用神明裁判。这种刑审制度在比较法制史上称为触审制度。
皋陶发现了触审制常常导致冤案错案，容易伤及无辜，有损帝尧之德，便断然废除。宁汉林先生认为《皋陶谟》中“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的含义是皋陶废除了触审制，要求执法者不能贪图享受，必须严肃恭谨，明察是非；“方施象惟明”则是益和稷对皋陶废除触审制度、施用象刑的最早称赞。皋陶的这一重大变革，使刑审由神断变为人断，为后世尊重人性以证据定罪的刑审制奠定了基础，是刑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在原始社会后期，各个部落内部已普遍存在习惯法，对于渎神和犯禁等行为，有的部族比较宽容。如《三国志》记秽南族“其邑洛相侵犯，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就是用奴隶、牛马作为罚责的赎金；扶余族“盗、窃一，（鞭）责十二”；《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人“重兵死，以累世战殁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有的部族则采用极端手段。如《吕刑》称“三苗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对此，颛顼“报虐以威，遏阻苗民”；“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舜圣德聪明，建法”（《通典》）。
舜所建之法，即皋陶废除触审制后，在习惯法的基础上修订的五刑。
有专家说，皋陶的五刑是《国语·鲁语上》记载：大刑甲兵，次斧钺；中刑刀锯，次钻笮；薄刑鞭朴。但多数专家认为这不是皋陶的五刑，只是刑分三等五次，颇与皋陶时代实际接近，应是皋陶制刑前的五刑。笔者倾向后者。此前，“兵刑合一”，黄帝和颛顼都曾大刑用甲兵；到了虞舜时代，大臣已有分职，兵刑也已分家，皋陶作士，具体职责就是：“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尧典》明确记载，皋陶的五刑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唯刑之恤哉。”
“象以典刑”即制定象刑作为常刑（法）。《汉书·刑法志》称：“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看出皋陶废止了习惯法中滥杀无辜的极端做法，吸取了宽容的做法，只是象征性地给以警示，使人明耻，改过自新，体现怜悯爱人的德性。诚如《通典》所云：“原夫先王之制刑也，本于爱人求理，非徒害人作威，往古朴淳，事简刑省，唐虞及三代刑制其略可知。”
“流宥五刑”是对原要施以伤残肢体的墨、劓、剕（刵）、宫、辟等肉刑的一种宽宥。皋陶即使对本当处以极刑的“四凶”也未动刀锯，未用钻笮，而是一律处以流刑：“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并使三苗“幡然来归”，达到了弘扬帝德、“协和万邦”的目的，推动了部族联合，促进了社会进步，维护了中央集权。
“金作赎刑”是处理部族之间争执和纠纷的一种刑罚：理屈者出金（铜）以赎罪来替代刑法。从而调解了部族纷争，推动了部族联合。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是指官刑鞭扑俱用，施于办事不力、犯罪较轻者;扑刑是对“不勤于道业”、不尊老事亲的学生轻微责罚。意在警示官吏恭谨勤政，警示学子勤学孝亲。
“眚灾肆赦，怙终贼刑”一般释为：眚，过失；灾，害；肆，缓。意即：对偶然或过失犯罪者要宽大赦免，而对怙恶不悛者则施以极刑，其中当然包含对改恶从善也要从宽。同时也有专家认为“眚灾肆”，实指血亲复仇杀人列尸分解而食。当时，水灾成患，皋陶执法，对迫于饥荒而抢掠、杀人、食人的罪犯给予赦免，即“眚灾肆，赦”，但不允许再犯，如再次恃强抢劫、杀人、食人者便要处以死刑，即“怙终贼，刑”。两种解释虽有不同，但都能看出皋陶“察与人情”，明断是非，尽量从宽，盼人改过自新。
为了保障五刑正确实施，皋陶确立了如下执法原则：
1.执法者必须“慎乃宪”（《史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即必须严肃谨慎，严格地要求自己，以宽厚的态度待人，使大家都贤明起来，忠贞执法，弘扬帝德；否则，处以鞭刑。皋陶本人就是严以修身，严以律己，严以用权——“思日赞赞襄哉”的典范。
2.必须德教礼刑并用。皋陶说：“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意即从五种伦常关系的教育入手，从而改变“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的局面；同时，以五种礼节规范社会秩序，使君臣之间互相尊重；如果人们能接受教育，遵守礼节，就要给予表彰；否则，就要用五种刑罚分别给予惩处。从而开启了重视教化，崇德重礼，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先河。
3.一定要“唯刑之恤”。唐代孔颖达释其义是“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中”即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只有心忧百姓，恐伤无辜，才会慎重又慎重而“得中”。皋陶提出的“五刑五用”的刑治观，即要求在刑狱决断时，不可过也不可不及。
这种公平公正、刑罪相当的论点，以及五刑在具体运用实施时的一些慎罚从宽的做法，都是刑恤得中的思想，百姓备受恩德。历代对此评价甚高：舜称“民协于中”；《吕刑》赞“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史记》：“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皋陶作士，正平天下罪恶也”；《淮南子》：“听狱制中者，皋陶也……”
4.必须“临下以简，御众以宽”。为了贯彻宽与简的原则，他第一次提出处罚罪犯不要累及后代，而赏赐可延于世。即“罚弗及嗣，赏延于世”；第一次提出同罪不同罚，“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过失犯罪，可以从宽，故意犯法，则要从重；第一次提出对于疑罪案从轻“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第一次提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与其伤害无辜的人，宁可放过犯罪的人。真是条条见宽，确是字字闪耀着“好生之德”、“唯刑之恤”、慎刑、轻刑、无刑的思想光辉。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皋陶立刑，不是想着如何惩罚用刑，而是想着如何从宽从缓、不惩不罚不用刑。这种“刑期于无刑”的根本目的是“在安民”。
皋陶的安民观，源于对民众的敬畏，源于对帝尧道德的深刻领会。他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意即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表彰好人、惩罚坏人都是依据民众意见。上天和下民是通达一致的。我们要有颗敬畏心，恭敬地处理政务、谨慎地执法断狱，才能保持住国土。
皋陶的安民观辉映着皋陶的宽恤之刑。它字字闪耀着尊重人性、珍惜生命的光辉，句句饱含忧念苍生、以人为本的真情，条条体现治国安邦、“谟明弼谐”的理念。
天下百姓受到了教化，懂得了礼仪，知道了廉耻，得到了刑罚的保护，提高了道德水准，获得了许多恩惠，因而感恩尧舜，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盛世。这是“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源头，这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发祥，历代多有赞誉。舜：“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无刑……时乃功；”禹：“安民则惠，黎明怀之；”《夏书》：“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容成氏》：“三年而天下之人无讼狱者，天下大和均；”《四库全书》：“为虞氏而天下无冤；”王充极为赞赏：“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皮日休顶礼膜拜：“德齐于舜、禹，道超乎稷、契。”
我们一路探讨皋陶建法立刑的背景、宗旨、原则及目的，欣喜地看出其法治思想自然呈现，照彻今古。
皋陶的法治思想是他德政思想的具体运用，因而宗旨宏伟，举措得力，目标明确。在历史上，皋陶第一个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首倡礼法相依，道德教化和法制手段并用，为实施德政提供有力保障，为社会安定、和谐与繁荣保驾护航；他要求执法者必须严肃谨慎，公正、公平，重视教化，“唯刑之恤”，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在安民”。可见，其宗旨、举措与目标，三者高度统一，相得益彰，相映生辉，相辅相成。
皋陶法治思想，对于今天全面依法治国有着宝贵的借鉴作用。因为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所以，用现代意识和科学理论赋予皋陶法治思想以时代内涵，以及观察和研究现实问题时去中华文化中寻觅“根”和“魂”,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代法治中国建设从皋陶法治思想里吸取了丰厚滋养。我们更应深入挖掘和萃取皋陶法治思想之精髓，以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法治中国建设助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