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行政法制度中，对生效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也称行政强制执行），其执行主体有两类：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它们之间的分工是：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规定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由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法律未作规定，或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的，应当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1年《行政强制法》制定后，人们发现该法第44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有人理解：《行政强制法》第44条是对行政机关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的直接而普遍的授权。正是这一授权，使得所有的行政机关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不再需要其他的法律授权，都可自己直接实施强制拆除，无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行政强制法》第44条的立法目的，不是为了方便行政机关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的强制拆除，恰恰相反，是为了防止违法拆迁而对行政机关的这一行为作更为严格的限制。因为对建筑物的拆除与作出一个罚款决定完全不同。罚款决定错了，退款就是；建筑物拆错了，无法轻易恢复。即使恢复也成本很大。还有，强制拆除建筑物，可能还涉及到公民的住宅权。住宅权属于由宪法直接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为了规范和限制行政机关的强拆行为，《行政强制法》第44条规定了三项原则：一是公告原则。要拆除违法的建筑物，必须事先公告。不事先公告，不得实施拆除；二是自拆原则。尽量做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争取让当事人自我拆除；三是救济原则。当事人对拆除决定不服的，允许其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只有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自行拆除的，行政机关才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但是，《行政强制法》第44条关于“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的表述，并不意味着任何行政机关都据此获得了强制拆除权。这里的“依法”两字不是泛称，而是特指“必须依据法律规定”，而且这里的“法律”依然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以，“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的规定，是指具体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可能强制拆除的，行政机关才可强制拆除；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强制拆除的，行政机关依然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正是由于“依法”两字的出现，才使得《行政强制法》第44条不具有“直接授权”和“普遍授权”的意义。